百年前长三角地区的枇杷旧景

2022-06-10 07:00:00 中国食品报

  枇杷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大众果品,其人工栽培史至少可以上推至汉代。五六月间,特别是端午前后,南方各地枇杷渐次成熟,金黄里透着丹红的累累硕果挂满枝头。在潮闷的初夏江南,一口甘甜微凉的枇杷总能让人稍解暑气,怡然自得。作为当今中国枇杷名产区的汇集地,长三角地区早在百年前便已是中国枇杷版图上一块耀眼的光斑。百年前,富庶的浙苏沃土滋养出了怎样的枇杷景观?我们不妨寻着江南前人的足迹,来到亭亭如盖的枇杷树前问候夏日。

浙苏山水酿蜜果

  近代以来的枇杷名产地星罗棋布、各具千秋,但要论知名度、代表性,浙苏二省无疑笑傲群雄。这已深得时人认可。1937年,杰出农学家曾勉在《园艺》杂志上撰文系统对比了长江以南各地枇杷的品质高低,其专业结论很直白:“中国长江以南诸省,枇杷皆可栽培。然就品质而论,北不如南。以下列四处,出产为最多:(一)浙江杭县之塘栖;(二)江苏吴县之洞庭;(三)福建莆田县之龟山;(四)江西之安义县。”浙苏二省枇杷在业内权威心目中亦是“榜首”,足见其重要地位。

  先说说浙江塘栖枇杷的局面。

  塘栖,坐落于杭州临平,是典型的运河沿岸村镇。据农史前辈陈其峰考证,最迟在清光绪年间,塘栖丁山湖畔已广栽枇杷,并催生出了一定规模的产业。但是直到20世纪初,塘栖枇杷的种植产业才由点及面,并达至鼎盛期。百年前塘栖枇杷的种植规模如何?1930年,《自然界》所载的汪仲毅调查显示“距塘栖镇周围凡三十里以内,皆为枇杷产地”。方圆数十里的河畔水边都密植着枇杷树,如此宏大气派,确实很难让外来者不惊叹、不称羡。

  近代塘栖所种枇杷,以“软条白沙”为最优,其他品种亦有广泛栽植。1932年,有媒体发现,作为商品,塘栖引以为豪的“软条白沙”实有三条“硬伤”——“雨后容易裂果”“收获量少”“不耐贮藏”。受此影响,“软条白沙”的种植量相对较少,主要面向高端市场。口感相对较次却产量高的“五儿”“青碧”,以及“外观之美为枇杷之冠”然而味道平平的“大红袍”占据了更多份额。

  再看看江苏洞庭枇杷的态势。

  百年前,“蚕老枇杷黄”是苏州童叟皆知的农谚。1936年,《大公报》随笔释意道:“春蚕上蔟时,山上的枇杷便也开始渐渐地黄熟了。”枇杷是春末夏初苏州山郊的时节符号,而也是苏州名声响亮的土产代表。1937年,《大公报》评价苏州“所产枇杷,素有盛名,如光福区之窑上枇杷、洞庭东山之白沙枇杷,均属脍炙人口”。

  江苏的洞庭枇杷对水土很是挑剔,大有“南橘北枳”之态。1935年,农学家顾志清走访发现,洞庭地区的枇杷“山坡栽植为多数”,这与1937年曾勉调查塘栖时所见当地枇杷多“沿河种植”的情形对比鲜明。有趣的是,一旦脱离了洞庭山的水土,枇杷似乎总少了些什么,难以复刻经典风味。有报纸刊登文章称:“说也奇怪,洞庭山上的土壤似乎对枇杷特别适宜,我故乡(苏州城内)家园里有几棵枇杷树,虽然也是从洞庭山移植而来,但结的果实就不如山产远甚。”甚至在洞庭山区,一东一西之间都存在着霄汉之别。1928年,胡昌炽发表的《江浙果树调查》一文就揭示了洞庭枇杷种植的分布规律:“东山出产为多,又以搓湾所产,品质最优。在西山出产不多,仅以秉长里之青碧种为最著。”

  近代洞庭山区所种枇杷品类繁多。1937年,曾勉归纳洞庭枇杷的主要品种为照种、细种、灰种、牛奶种、凉扇、鸡蛋红、牛奶红。不过,近代洞庭地区的枇杷种植较之塘栖要粗放许多,尤其是在品种管理方面颇显“粗枝大叶”。1935年,顾志清就在他的总结里忧心忡忡地批评道:“单纯林者,鲜有发现,品种良莠混入。”

  谈及品种,无论浙江还是江苏,近代长三角的种植与消费者们都更推崇“白沙”枇杷。塘栖所种“白沙”枇杷本不多,但是1935年有报道指出“近年来,以白沙枇杷之味鲜美可嘉,销路甚旺,为社会人士最欢迎,故塘栖一带,改植白沙者甚夥,产量年有增加”,市场驱动下的品种易换,足以验证“白沙”枇杷的格外诱人。

  按大类区分,枇杷有“白沙”与“黄沙”之分,江浙果农还在其下划分出了更小的品种。1933年,《兴华》周刊的杂谈,细说了塘栖白沙枇杷的“硬”“软”之别。其中更优的“‘软条白沙’,实小柄软,形圆而略长,一枚一核,浆水很多。剥皮时淋漓指间,味如蜜而鲜。皮色、肉色一如硬条,惟皮上有芝麻样的斑点。又有一种特色,就是它的皮绝薄,剥下即卷”。对于挑选“白沙”枇杷,懂行者也总结出了一番实用诀窍。1931年,浙大农学院《新农业》杂志就批评称“近来市上贩卖之枇杷,往往以普通枇杷冒充‘白沙’枇杷”。为匡扶市场秩序,农学专业的学生们向消费者支了一招——“取有果梗之枇杷,以手触折其梗,其梗易折断者,即非白沙枇杷。真白沙枇杷之梗柔软,故不易折断”。

  看来枇杷虽小,却满是门道。若要细品其妙,恐怕不只要有些运气,更要练就一番手感和眼力。

枇杷好吃树难栽

  枇杷虽不像某些名贵水果那么“娇气”,但真要侍弄好枇杷树,使之结出甘甜如饴的果实,也绝非一件轻松容易的事。

  首先要解决的,就是苗木来源。若用种子播种,枇杷树从落种到结果少说也要5年左右时间。考虑到这点,果农大多采取嫁接的“快捷”模式。1945年,顾志清在《洞庭枇杷业之调查》里介绍了当地枇杷苗木的来由与去处:“经营人自行苗木之养成者甚少,大部系购自吴兴。幼苗购入后,再留养苗圃二三年,于春分时令行切接……接活后或供自植,或以之运往香港,每棵售价二、三元不等。”果农想要获得性状更佳的良种,就更需日积月累,不断试验。1935年,赵丕钟在《苏州洞庭山枇杷生产调查》一文里提到当地种植最普遍的是“照种白沙”枇杷,而这个良种系“搓湾王秋涛家佣人贺照山氏所采得之,接穗繁殖而成”。一位名不见青史的“小人物”,在身后留下了漫山遍野的甜蜜。前人栽树,后人尝果,这何尝不是历史的传承,而不被记忆呢?

  枇杷树的日常打理可粗可细,但有些环节必不可少。1932年,有报道介绍了塘栖枇杷要在清明后“摘果”,即一条树枝上仅保留少量果实,避免成果营养不足——“其残留数目,依果实大小而异,如大红袍等果实大者,留一个至三个,细叶、杨墩等果实小者,则留四至六个。该地旧有大果‘么二三’,小果‘四五六’之俗谚”。在另一枇杷主产区洞庭,也有类似的农事传统,当地称之为“稀果”。

  枇杷树对天气的敏感度较高,这也增加了花期、果期的养护成本。1937年,曾勉在其长文《苏州洞庭与杭州塘栖之枇杷》中记道:“塘栖人有言:栽培枇杷,关口有三:一曰冻(气候太寒),二曰烧(阳光太猛),三曰淹(雨水太多)。”在成熟期,枇杷很怕过量降水。1959年,冯明轩编写的农技手册《枇杷生产经验》谈道:“雨水过多会影响果实着色及品质,甚至结果不良。尤其在果实转黄即将成熟时(小满前后),大量降雨会引起‘裂果’,果农称为‘枇杷哈哈笑’。”

  枇杷虫害不多,但挂果之际要尤为当心。1922年,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杨启泰对洞庭地区的窑上枇杷进行了考察。杨启泰记录了当地农民对付枇杷树“大敌”——天牛的除虫办法:“山民用铁丝向蚀孔插入刺死之,其深而不及者,则用火柴塞没其孔,俟其自啮而毙,或有用煤油灌下溺毙者。”一些相对现代化却并不生态的治虫手段也渐渐得到运用。20世纪30年代,塘栖枇杷已开始施用农药。1935年10月,塘栖产区暴发虫灾,相关部门派专人携带大量农药前去洒药除虫。除了防虫,当枇杷成熟,防鸟也是要务。1941年,有媒体介绍枇杷行将成熟之时,农户们将迎来忙碌期,“群鸟飞集,啄食以果腹,于是植树的人便结网网树,以保护果实”。更有甚者,1948年,严士雄刊发在《莫厘风》上的洞庭枇杷产区访记提到,每值枇杷丰收季,当地果农都要上山“搭盖芦席篷看守”。

  专业者采摘枇杷的难度,远不亚于前面所述的各细琐环节。1932年,有文章介绍了农户采摘枇杷的方式:“用手将果实带梗摘下,放入八角形之篮内。采收高处之果实,则用梯架及竹制之钩子,人立梯顶,将篮悬于枝上,用左手执钩,攀取上部之枝条,而以右手采收之。”而在1935年,一篇发表于《苏州明报》的风物记提醒消费者:“采枇杷最难,采时须十分小心,将枇杷连柄摘下,不可弄伤皮上的细毛,否则枇杷立刻就要腐烂。”正是由于采摘工作专业性强,苏州光福地区甚至有着为数不少的季节性枇杷女工,她们会在枇杷成熟期上山劳作,“大约每天可得四五百文”。

一果结得千金来

  枇杷的经济价值,一如其常见的表皮色泽,是名副其实的“致富果”。这个比喻在近代语境里毫不夸张,因为当时枇杷的“产业链”,远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来得长。

  近代长三角地区枇杷业最直接的收益,还是来自贩卖枇杷。1931年,有文章对塘栖枇杷的经济效益概述道:“每年产生的总额,约有三、四万担,值银达二十万元以上。江南、浙西各市上所售的枇杷,多数产于塘栖一带。该处人家,几乎没有不种枇杷的。每年各户枇杷的收入,少者四五十元,多者竟达千余金。”当年塘栖枇杷的销路很广,1932年《申报》报道称“每届枇杷上市之际,平、津、宁、沪以及其他各大都市,咸来采办”。乘着旺销的东风,当地不少农民积极参与枇杷种植业。赵丕钟发表在《大众农村副业月刊》的观察称,到1936年,塘栖农民“多者一家有枇杷园十亩,少者亦有二三亩”,其收益自然不俗。

  塘栖枇杷的运销,也仰赖滋养枇杷的运河水。1934年,《浙江塘栖枇杷考察记》披露了枇杷外运的生动细节:“多用帆船,大小不一。兹就中等者言之,每船装枇杷千竹篓,重约四十担。自塘栖至上海,船价约十三四元,销路运往上海为最多,杭州、宁波次之。”该文还特别说明了包装枇杷的圆形竹篓——“高十五寸,口阔廿八寸,底阔十九寸,以竹篾编成,眼甚大,每篓容枇杷约四斤,篓底衬绿纸”。

  即便不销往远处,洞庭枇杷也能在本地销路里觅得“真金”。1949年发表的一篇民俗文章就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:“枇杷在洞庭山上每银洋可买八十斤,即在苏州城内,每一元亦可买五十斤。所以,跑单帮的人看到此时上海正缺乏岭南的珍果,就把脑筋动到了苏州的枇杷上去。他们贩来之后只要卖得出去,就可以得到八倍至十倍的利润,任何单帮生意都没那样好。”

  枇杷花是百年前高品质蜂蜜的重要蜜源,这也是一门生意经。1935年,施隐农在《中国养蜂杂志》撰文指出:“枇杷为浙西三大蜜源之一,各处均有之,惟杭县之塘栖为最多。各地蜂场在夏季采乌桕蜜后,多赴该处越冬,并采此蜜。”由于当时洞庭果农普遍排斥蜂场,因而塘栖成为了近代长三角地区枇杷蜜(俗称“上白蜜”)的主要产区。塘栖枇杷蜜在当时售价高昂,颇得高端消费者青睐。1933年,《农村》杂志记录当年一队江西养蜂人到塘栖生产枇杷蜜,“平均每箱采蜜二斤不足,成绩平常”,但“所摇出之蜜汁极纯粹”。

  此外,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开始普及开来的罐头产业,也为长三角枇杷产区送去了商机。1947年,《申报》上的《塘栖枇杷》一文描绘了当地枇杷经济步入工业化时代的图景:“新由树上摘下枇杷,其味汁之鲜甜,所谓‘树头鲜’的枇杷果汁,皮破即溢,与采下经时的枇杷滋味,实不可同日而语。上海梅林公司,亦在塘栖设立分厂,以极新鲜的枇杷装置罐头内,用科学方法保持此极鲜美的‘树头鲜’佳味,运往京沪及国外等地。”

  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,在百年前,小小的枇杷竟然也是地方旅游业的一股生机泉源。1937年,有长途汽车公司专为光福枇杷季开设了一条专线,接运城市客人到光福采摘枇杷,赏景郊游。“当枇杷上市之际,特配备最新式大客车,自五月廿九日起,至六月十三日止,开驶专车,直达光福”。除了摘枇杷,旅客们还能借机游览光福附近的许多名胜古迹。当时洞庭山区的果农也试着通过免费采食枇杷来吸引外地游客。

化泥为膏润五脏

  枇杷膏,有的地方又叫“枇杷露”。中医认为,枇杷膏能“清肺和胃,宁嗽下气,消痰降火”。览观百年前有关枇杷的议论,一些文章也涉及枇杷膏这个“药食同源”的经典案例。

  时人如何认知枇杷膏?1939年邹德民在《申报》上讨论了“国医与食养”的话题,邹文对枇杷膏作了一段评述:“枇杷叶功能治咳化痰,清热润肺,药铺取以熬膏,并将其叶蒸露,以疗咳嗽。但用其叶时须刷去其毛,否则反能致咳,枇杷膏感冒初起咳嗽,固不甚宜,稍久之咳,食之尚有小功效。”

  而今人们购买的各类枇杷膏,最重要的用料基本是枇杷叶。这种相对更为药用化的枇杷膏配方,可在1930年的《上海医报》里一睹芳容。医家沈静珠介绍的枇杷膏,主料是枇杷叶、深脐大梨、白蜜、大枣、建莲肉,亦有针对病患多痰、吐血两类症状的“定制版”——分别额外加入川贝母1两、藕节21枚。在当时也有家庭版的,用于调理滋补的非药用枇杷膏。《益世报》推荐的“土法枇杷膏”就是这类,其做法是“先选择品质优良之枇杷,将果皮除去,将肉剖开一面,挖去其核,乃放入锅中煎之,并加入适量之清水。煮枇杷之锅子,如用铁质制成者亦可,最好仍用陶器制之锅子。煎煮之时,起初火势稍猛,尚无妨碍,至沸点后,火力宜缓。当枇杷之果肉煮至粥状时,乃可停止燃烧,将薄粥状的液汁,灌入细密之布袋内,滤去渣滓。将滤去渣滓后之液汁,然后再入锅中煮之,是名曰‘收膏’,此时可加入纯净之冰糖,并可加入少许之红糖。等煎至厚度适宜时,即可将已经收膏之枇杷膏用器取起,盛放在洁净的陶器中。至火热度发散,变成冰冻,即可盖上固封”。

  值得一书的是,近代有企业曾专门到优品枇杷产区选购原料,将枇杷膏变为枇杷特色产区的又一致富来源。20世纪30年代,上海良园药厂就曾在洞庭东山设置收购点,取堪称“地道之品”的白沙枇杷来制作枇杷膏。

  (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邹赜韬)

 

  《中国食品报》(2022年06月10日06版)

  (责任编辑:王 宁)

 

中国食品报网友
联系电话:010-63392022 联系邮箱 cnfoodcul@126.com 

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编号10120210003

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(京)字第09318号

中国食品报社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

Copyright © 2012-2018 by cnfood.cn. All rights reserved

法律顾问服务:北京爱申律师事务所  彭殷庆 (高级合伙人)律师13718820003